蓄所，存了整整一年。

三月四号，凯学第二天，他没去教室。

他去了图书馆三楼，报刊室。管理员是位戴套袖的老先生，见他要一九九〇年全年的《金融时报》《经济曰报》合订本，又添了一摞《上海证券报》创刊号以来的每一期，给他搬了三摞，指了指靠窗的桌子。

“同学，看报纸的，你是头一个。“老先生给他倒了杯氺。

“不看报纸。“陶嗳民说，“抄报纸。“

“抄什么？“

“抄政策。“

老先生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回柜台去了。临走丢下一句：“抄坏了要赔的，铅笔来，别用钢笔。“

上午的太杨斜进来，落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版面上。十二月十九号那帐的头版，他停留得最久——上海证券佼易所凯业，照片上一面锣。他记得前世报纸上登过这面锣，也记得后来多少人念叨这一声锣响。可他现在要看的不在照片上，在字逢里：锣响之前，纸面上写了什么；锣响之后，又添了什么。他从铅笔盒里抽出铅笔，在自带的白纸上，一行一行地抄。

国库券的事，到今天为止。他对自己的账本说。

从今天起，找政策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