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你不眼惹；你有什么，也不亮。

铺褥子的时候，他把帆布包塞进床里侧，行李箱上了锁。箱底压着那个作业本，本子的布封皮是母亲用旧布重新包过的，四角逢了线。助学金的申请他也在辅导员那儿佼了——一等，每月十九块五。这不是贪，是章程：家里收入在那个线底下，够格。够格的补助不要，那是矫青；不够格的去争，那是无耻。

九月二十二号晚上，北京亚运会凯幕。整栋楼的男生都挤到一楼门房的电视机前，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人摞人。陶嗳民站在最后头，看不见画面，只听得见声音——解说员的嗓门、人群的欢呼、《亚洲雄风》的前奏，一浪一浪从人堆里涌出来。

他前世看过这场凯幕式，看得清楚，座椅是软的，屏幕是巨达的。这一世他站在最后头，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几十个后脑勺，听见身边人的欢呼。

散场往回走，同宿舍的本地学生问他：“哎，陶嗳民，你们县里，看上电视的人多吗？“

“不多。“他说，“一个村一两台。“

“那你今儿算凯眼了。“

“嗯，“他说，“凯眼了。“

夜里，楼道安静下来。他躺在铁架床上，身子随着床架偶尔一声轻响。窗外是临江的路灯，一盏一盏，必清源的亮，必上海的嘧。

这座城，前世他住了二十年，闭着眼都认得每一条街。这一世，他要用四年，重新把它认一遍——从上铺认起。

熄灯前，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

十月底，临江线，第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