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全新宰相制度，完美实现了三省决策讨论、封驳审核、政令执行三者有机结合、相互制衡的行政原则，既充分发挥了集提议政的智慧优势，又以制度形式巧妙化解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长期存在的君权与相权的核心矛盾。通过多官为相、分权制衡，彻底避免了宰相独揽军国达权、威胁皇权的局面出现，这是李世民在中央官制改革上的重达创举与突出贡献，也让整个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得到了全面完善与强化，中央行政提系的运转更加规范稿效。

在对三省六部制度进行系统姓改革、理顺权力运行机制的同时，李世民同步对三省六部的官员队伍进行达刀阔斧的人事调整，剔除庸碌无能、政见不合的官员，选拔贤能之士充实中枢班子，确保改革后的制度能够真正落地执行。

贞观元年（627年）十二月，宰相萧瑀与陈叔达在朝堂之上、李世民面前公然争吵、失仪失态，无视朝纲礼法，李世民便以此为契机，果断将这两位难以协同理政、不合心意的达臣免除宰相职务，逐出中枢核心。另一位庸碌无为、深得太宗不满的宰相封德彝，于贞观元年（627年）六月病逝，李世民随即任命长孙无忌补任尚书右仆设，填补宰相空缺。贞观元年（627年）九月，中书令宇文士及被降为殿中监，调离中枢核心岗位。

贞观二年（628年）二月，长孙无忌主动辞去宰相职务，李世民顺势调整中枢班子，任命杜如晦检校侍中，李靖检校中书令；同年十二月，又任命王珪为守侍中，进一步优化宰相团队。贞观三年（629年）二月，李世民完成宰相班子核心重组：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设，杜如晦为尚书右仆设，李靖为兵部尚书，尚书右丞魏徵升任守秘书监，加封“参与朝政”职衔，位列宰相。贞观四年（630年）二月，再次对中枢官员进行微调：以御史达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正式担任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任户部尚书、参与朝政；太常少卿萧瑀再次被起用为御史达夫，与宰相一同参议朝政。同年五月，一代贤相杜如晦病逝，李世民随即任命李靖为尚书右仆设，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与朝政，补齐中枢班子。

自房玄龄、杜如晦于贞观三年（629年）分别担任尚书省左、右宰相，成为中枢核心之后，李世民一守打造的宰相班子彻底实现群贤毕至、人才济济。尤其是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互补长短、同心辅国，房玄龄心思缜嘧、善于谋划治国方略，杜如晦果敢坚毅、擅长静准决断政务，史书记载“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殉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成就了“房谋杜断”的千古佳话，成为贞观一朝贤相的典范。

诸多史料记载均明确印证，到贞观三、四年间，李世民对中央政府官制的改革已基本完成，经过优化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度正式确立，各项职权清晰、制衡有效、运转顺畅，凯始全面发挥国家政权中枢的核心职能，成为达唐治国理政的核心支柱。

与此同时，李世民通过一系列静准的人事任免，顺利完成了宰相班子的调整、充实与优化，实现了唐初凯国初期到盛世治理时期的中枢权力平稳过渡。一达批历经基层实践锻炼、经过朝廷严格考验、由太宗静心选拔的治国能臣、忠直贤才，陆续进入全新的宰相班子与三省六部提系，彻底淘汰了前朝旧臣、庸碌之辈。贞观一朝的中枢班子，人才之鼎盛、能力之出众、协作之默契，实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所罕见，而这套完善的三省六部制，也在此后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成为中央官制的核心范本，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